我是在从春琼的老家、天全返程成都的路上给蒋公打的电话，告诉蒋公我们一家要到名山来看他和叶嬢。电话里蒋公比较迟疑，估计是换了个地方接电话、才告诉我“你们要有思想准备，老伴已经瘫痪了”。尽管我们知道这些年叶嬢一直在生病——帕金森——但听到这个消息还是很吃惊，好在蒋公告诉我们，叶嬢听说是我们要来，表示一定要见见。

没多久，我们就到了名山。敲开那扇门的时候，我们看见叶嬢已经坐在了屋子中央的轮椅上、腰里捆着带子，手脚都在不停地颤抖，叶嬢很瘦，头上花白的头发尽管整理过，还是有些乱，就像北风里怎么也压不住的枯草。大抵生命到了最后，其凋零之状都是差不太多的。

看见我们，叶嬢很激动，不停地和坐在轮椅旁的春琼说话。说的些什么，其实我是一句也没有听进去的。我在看蒋公，他在厨房里进进出出，过八十的人了，身体还很健康，但我担心对于即将可能到来的事情他扛不扛得住。后来，我们到阳台上的茶案旁说话，两个孩子还和他们的蒋爷爷留了影。

听说我们要去看她，叶嬢给两个孩子提前准备了新年红包。一开始，春琼和孩子们都在推拒。我说：“收下吧”，孩子们收下了叶奶奶的红包。

对于自己的病情，叶嬢很清醒，过去她是名山县医院的护士长，生死她是见得多的；叶嬢已写好了遗嘱，主要内容有两条，第一，她要利用自己这些年积攒的钱设一个10万元的“叶宝珍基金”，专门用于帮助贫苦难急人员；第二，她要把器官和遗体捐献给需要的病员和医院。对于她的两个遗嘱，子女们同意了第一个，但否决了第二个。

后来，蒋公提议要照张合影。叶嬢被放到了横躺的沙发上、半倚着，我们大家就围绕着叶嬢站着，照了照片。告别的时候，我看见叶嬢的眼睛里有泪水，蒋公也在说“说不定这就是最后一面了”，我忍住忧伤搂住老人家的肩膀，不知道该说什么。

认识叶嬢之前，先认识的是蒋公，时间大约是1991年的7月中旬。

那一年的春天，即将从四川师范大学毕业的我，手持诗人张建华老师的短札到雅安见了另外一个诗人曹纪祖老师。我的恋人、同班同学杨春琼因为招生时是定向到雅安、毕业后是要回雅安教书的，为了爱情，我必须要到雅安：在学校的分配方案确定之前、我必须先要到雅安取得教委的同意接收函。素不相识的曹纪祖老师热情接待了我、并带着我到教委拜访有关领导、拿到了那张至关重要的函件。夏天到来，我和春琼一起到了雅安，她很快被分回到她的母校天全中学，而我则悬而未决。

问题首先出在我自己身上：我不想教书。加之曹老师尽管当时还只是文化局的一个一般干部，可是他的活动能量已经相当了得。他先是到局领导面前夸赞我的创作潜力、然后动员他在市政府办公室任秘书长的同学“一起想想办法”，那么凑巧的是市政府办公室就差人。

太顺利的事情，在没有实现之前都只是一个梦。对于我的去处，在地区教委、包括教委主任都愿意做个顺水人情，可是专门负责分配的叶科长他不答应：从档案来看，你张述鸿既不是党员、也不是优大生，你们这些年轻人真本事没有，搞不正之风倒是一套一套的。

听人说，叶科长是工作了多年的老同志，本人也是老红军的后代，对于他的指责，我是当然不能接受的，在他的办公室里，我告诉他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那些帮助我的人之前都是素不相识的，我喜欢写作、我不喜欢教书......可是，叶科长告诉我：你是因为谈恋爱才分到的雅安、你就应该跟着杨春琼去天全；他还告诉我，天全中学的校长听说来了你这个高材生、都来要了几回人了。

我告诉叶科长，教书我是打死不会去的。他威胁要把我的档案退回学校，这个是我最害怕的，可是我必须坚持到底：退回去就退回去，反正我就是不教书。叶科长在威胁我的时候，其实把自己也置于到了一个不利的境地：作为较落后地区，雅安一年分回来的本科生并没有多少。但他也绝不愿意退步：反正只要我在这个岗位上，你张述鸿就休想进雅安城。

曹纪祖老师从叶科长的话里听出了他立场的松动。“他没再坚持你要到天全教书。走，雅安不行，我们到名山，找蒋公。”

我们在雅安汽车站门口跳上了最近一班到名山的客车，车票是曹老师买的，这些天，他已经为我淘神费力了不少，他不但要找人找关系、还要安慰和给我鼓劲。

大约11点左右，在名山县人民政府，我随曹老师一起进了“蒋公”的办公室，蒋公边听曹老师的叙述、边翻看张贴有我所发表的全部作品的剪贴本，间或还转过头来看我一眼，后来，当曹老师说得差不多的时候，蒋公说：“走，这回我们直接打天、地牌”。

匆匆地，我们到了一个叫蒙粮宾馆的地方、正赶上一个会议散会，蒋公把我和曹老师丢在一边，就径直向人群中的两个人走去。趁这个空隙，曹老师告诉我，蒋公做过组织部长、刚从人大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现在是县政府的调研员，他正在找的两个人一个是书记、一个是县长。

大约几分钟过去，蒋公从说话的那边折返了回来：“石嘉平、何平都同意了。我给他们说了、小张是地区文化局储存的创作力量。他们说既然是那样、你蒋公都说不错的人才，那就要，只是新分来的大学生按政策都要下乡锻炼一年，锻炼可以安排在城西乡”。

云里雾里，我的命运就这样落地在了雅安名山县城边上的城西乡政府。据我所知，1991年分回雅安的师范院校毕业生，只有两个人脱离了教育部门：一个是行署某部门一位官员的女儿，一个就是我。

在这里，我详细地叙述了几个诗人帮助另一个诗人的旧事。那些年的诗人是有力的，他们的力量来源于他们视其它诗人为兄弟的那份感情，在此前提下，他能使出来的力他都会使出来。“有情者有力”，1991年，我感悟到的是这句话。

蒋公也是个诗人，全名蒋昭义，祖籍内江。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回国后在东南沿海守机场和海岛，1956年至1959年在沈阳高射炮兵学院排长队学习，毕业被评为“一级优秀学员”、选中留苏;中苏交恶后，留苏计划泡汤，分配到南京军区60军直至1963年10月转业到名山;文革中被打为“走资派”，文革结束后做过组织部长。他也写诗，在《星星诗刊》、《青年作家》和本地的《青衣江》杂志上都发表过作品，发表作品时、他使用的笔名是春江。

报到那天，蒋公骑着自行车送我去的城西乡政府。

我被分到城西之后，时不时地蒋公就来看我，有时就他一个人、是办事路过；有时还有人大的一个名叫吴勇的年轻人，是专门相约。有一次，我们几个就在我的那间小屋里、用食堂里打的一份回锅肉煮莲花白下酒，喝完一瓶又出去到乡政府门口不远的小卖部去沽，连续去了两次之后，小卖部不卖给我们酒了，说没有了，只给了我一只瓶子、里边大约有二两酒，小卖部老板说那是他们自己喝的，让我们拿去喝。那一次，即使有小卖部老板的好心保护，我们还是喝多了，第二天上午，得知吴勇昨夜在回去的路上不胜酒力、滚到了路边的水沟里，所幸并无大碍。

那个冬天，我在名山并不是十分孤寂。时不时的、蒋公就给我打个电话，喊我去他家里吃饭。那时，蒋公的家还在东街街心花园的斜坡上，屋里一般就蒋公和叶嬢两个人，偶尔他们的孩子和老人也在，但我已经不陌生，一来二去的，和他们很快就熟了起来。

请人吃饭的人一般是不做饭的。蒋公家的饭都是叶嬢做的。叶嬢大名叶宝珍，淮安人，小时候读的教会学校，南京军区护士学校毕业后分到扬州陆军120医院，在那里，她遇到了因神经衰弱而住院的第60军独立高炮营年轻的侦查排长，1962年4月13日，经组织批准他们结婚。

听蒋公讲：日本人在南京屠城的时候，叶嬢才几个月大，家里人把她裹在一张荷叶里逃命；她20岁已有身孕的大姐在一个芦苇荡里躲了整整一天，因为感染、孩子没有了，大姐终生不育，后来她们把排行老二的女儿过继给了大姐。

每次到叶嬢家吃饭，叶嬢都是实实在在地炒了几个菜的、油水十分丰盛。估计蒋公把我的情况提前给叶嬢是有过沟通的，刚毕业的穷学生，肚子里头基本没有油水。在城西工作期间，蒋公曾评估过我的所有财产，“包括那辆自行车和几纸箱书，加起来不会超过800块”。在这里，可以不夸张地说：那两年，蒋公家的腊肉香肠，有一半怕都是煮给我吃了的。

这期间，由于长期熬夜，我落下了一个头痛、摇脖子的毛病，叶嬢把我喊到家里去，给我扎银针和艾灸。一段时间后，症状明显减轻。

第二年，夏天还没结束的时候，我的“锻炼”结束了，被正式分配到县文化局。安顿下来之后，得考虑春琼的调动了。头年冬天，我们已经领取了结婚证结为了夫妻，每每周末，只要天气晴好，我都会骑上自行车，翻金鸡关、下雅安、过飞仙关、到天全去和春琼团聚。

调动的事情并不好办，春琼是定向生，尽管按规定已在天全工作时满两年，天全还是不想放人，蒋公利用他的关系给天全分管教育的副县长写了封信，带上那封信我们去找了分管副县长，天全那边基本说定。

回过头来，名山这边却不顺利。尽管名山中学就差语文老师、县委宣传部的曾西军部长亲自去名山中学问过，可是教育局不松口、谁也不敢说名中差人；县二中也差人，蒋公去找过二中的冯校长，冯校长说差人他说了也不算。后来的一天下午，在文化局出来的巷道口、教育局的大门附近，时任教育局长张克全遇见了我：“小张，你知不知道我才是教育局长？”

是夜，我拎着一大袋烟、酒之类的东西敲开了和文化局一墙之隔的教育局宿舍楼里局长的家门，刚开门的一瞬间，张局长是满脸带笑的，他看了我递过去的口袋一眼，脸色一沉、笑容再无：“你把东西拿回去，不然、我给你扔到楼下去。”

狗日的张局长，不找你呢你说你才是教育局长，找你呢你又作古正经。第二天，文化局的一位新来的副局长听了我的讲述，把我骂了一通：“你娃也太迂了，整个大口袋提在手上，怕别人看不见嗦？要现花子！现花子！2000块！整个封封就是”。骂我的副局长后来成了兄弟，我知道他是在教我如何再去敲张局长的家门，可是，我到哪里去找2000块呢，不吃不喝，我要一年才勉强挣得了2000块哦。

我只有找到县委书记的电话，把发生在我和张局长之间的事情向他投诉。那年秋天，春琼从天全调来了名山。不过，既没有进得了名中、也没进得了二中，在天全她是在县高完中教高中，到名山后她被分到了一个“戴帽”乡中学——城西乡中学教初中。

在我认识的名山人中，不少人疑惑于我和蒋公一家的关系，个别的也曾当面问过我，我直言相告：“朋友”。他们知道蒋公曾经当过官，更知道蒋公已经不当官了。但无论怎样，他们还是不理解，蒋公为何要如此关照于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春节期间，我们回老家去了，大过节的、他都会不顾黑灯瞎火、前来检查我家的门是否关好了。

1994年10月20日，我离开名山，到成都下海打工。1995年上半年，听说县委组织部要组建“农建办”，蒋公第一时间向组织部有关负责人推荐了春琼、并把消息告诉了我们。从教育局里出来、还是要从教育局的门口过，这一次，张局长没有过分为难我们。

随着春琼的工作安定、我打工也挣了点钱，我们终于可以孕育我们的孩子了。女儿生下后，母亲和父亲先后到了名山，他们才知道他们的儿子和媳妇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得到了无亲无故的蒋公和叶嬢的关照，他们的内心里满是感激。

1999年，由于一个同学的关照，春琼有了调到成都工作的机会，名山那边，又是蒋公出面带上我去见县委的分管副书记、最终答应放人。

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办成这些事情，我没有送过一分钱的礼、也没有封过一分钱的红包。很多年后的某一天，我曾经问蒋公：“蒋公，当初你为啥子要帮我？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帮助我？”叶嬢说：“老蒋就喜欢有才华的人”，蒋公说：“不帮你，我会很难受。”

蒋公75岁生日的时候，他帮助过的人要给他做寿，尽管已经有人出了酒，我们一家还是买了箱国窖1573，封了个1999元的红包，并写下虔诚的祝福回了名山，当我把红包塞给他的时候，他笑咪咪的看着我：“我们之间，还要这个？”我说，“要，过去不要，今天必须要。”

前年，是他80岁生日，我们一家照例回名山去了。给他过生的人更多，不少年轻人从北京、从西安、从广东赶回来，就为当面表达自己的那一声感谢和祝福。蒋公在位的时候，帮助过、后来走上领导岗位的、比如当年收留并将我安排在名山的“地牌”何平老县长出席了寿宴；更多的出席寿宴的年轻人是蒋公利用他在茶业领域的知识和人脉帮助过的茶人或创业成功者。退休后，蒋公把全部的精力放在了对蒙山茶的研究和推广上，他是百度文库所评的“中国茶百度百人专家委员会”成员之一。

这篇文字，我原本是想写叶嬢的，写着写着蒋公就出现了。这个也很正常，在我所得到的温暖和帮助里、叶嬢和蒋公是一枚金币不可分割的两个面。甚至：蒋公的付出和叶嬢的牺牲也是不可分割的。几年前，利用叶嬢到成都看病的机会，我和春琼把两个老人家接到家里住了一夜，两位老人发自内心的高兴我们能感受到。对蒋公，叶嬢偶尔也会有小小的抱怨，比如对家庭和娃娃小时候成长关心不够。蒋公只是听着，不解释、也不反驳。

昨天，当这篇文字写到小半的时候，突然想起，又有一段时间没给蒋公打电话了，上次打电话，蒋公说熬过了冬天，叶嬢的情况有一些好转。

放下笔，给蒋公把电话拨通，他正在去乡间避热的路上。问到叶嬢，蒋公说在缓慢地好转，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用轮椅推着下楼转转。我说：蒋公，我正在写一篇文字叫《叶嬢》，写着写着就想打这个电话。

“好啊，我回去了给她说，”蒋公说，“今天是她的生日，我们刚刚给她唱了生日歌，吃了生日蛋糕，她很高兴，还给大家讲了话。”

“今天是农历多少呵，蒋公。”

“农历六月二十四。满79，过了今天，就进80”。

难怪，我要在这一天动笔写这篇文字，叶嬢的生日，我的内心不得安宁。我想起故乡川东有过的一句俗语：“猪不吃昧心食”，话丑理端，人世间，我们这些得到过别人好处的人、或者说看见过上帝所示神迹的人，要是都默不啃声、那是不对的。

你连好都没有见到过，哪里知道这个世界的好歹。最后这句话，算是我给孩子们说的，这个世界上有的是好人，有福的你们将来一定会遇到。

2016.7.27—29